
两次让国
帝王《本纪》之下,《史记》又开创了《世家》和《列传》两个体例。《世家》指世代都有爵位延续的家族,跻身其中的都是传世数代的王侯,《列传》中则都是值得提名的臣子。这两个不同体例的开篇,太史公司马迁写了两对情况相仿的兄弟。《世家》以吴太伯为首,《列传》以伯夷领衔。
“吴太伯”这三个字其实是个组合泛称,伯是排行中的大哥,泰通太,也是老大的意思,吴则是国名。活着的时候,他应该叫姬某,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。在周人以长子为继的规则中,不久的将来,他将是下一任部落首领。但日复一日地相处中,敏锐的太伯明显体会到了父亲对小弟季历更加青眼,于是选择主动放弃继承权,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成全父亲和部落。老二仲雍见大哥都退了,自己也不好当捡漏王,干脆兄弟俩手拉手一起奔赴远方,开发蛮荒。后来,周人找到太伯的后代——吴国人,便把他尊称为吴太伯。
司马迁将吴太伯列为《世家》第一篇,追随的是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旨意。《春秋》一共记录了鲁国12位君侯,开篇人物,就是有着“让国”举动的鲁隐公息姑。
鲁隐公是鲁惠公妾室之子,惠公去世后,嫡长的公子允年纪还小,无力主持国务,鲁隐公于是当仁不让地暂摄君位,在鲁国一把手的位置上一坐就是11年。直到公子允都长大了。虽然鲁国由鲁隐公发号施令,不过,他并没有走即位程序,也从不对外宣传自己就是鲁侯。有人自以为望风希指,劝鲁隐公杀弟自立,鲁隐公当场回绝,并表示自己早已规划好了退休。
虽然这出“让国”因为前面那位的反向挑拨最终没能成功,以公子允弑兄结束,但鲁隐公能在权力中心急流勇退的举动,已经是道德典范,是世人尊崇的君子了。鲁隐公的八世祖、孔子的偶像周公旦,当初也有一样的行为——从摄政,到归还天下给侄子成王。所以,《春秋》以鲁隐公为首,而非时间上已经进入东周时代的鲁惠公。司马迁向风慕义,便将这位周人共同的“大伯”,与鲁隐公一样情操的吴太伯,列为《史记·世家》中的打头人物。
那么,伯夷、叔齐又是什么人?他们何德何能,入主《列传》第一,并得到诸多历史人物的点赞?

西周大盂鼎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重回周人的历史进程。吴太伯和仲雍哥俩一走,腾出的位置,就顺利交接给了季历,季历被忌惮周人势力的商王囚死在监狱后,周部落的首领又顺延到了他那位从小异于常人的长子昌手里。他继承父爵,并没有马上为父报仇,而是继续给商朝打工,默默地以做好人好事的方式积攒实力,被封为了西伯。
与此同时,古老的商王朝在末代君王帝辛的高压统治之下,已经民怨沸腾,人心离散了,他们给他取了个外号,叫“纣”。当然,此处的“民”,并不是底层老百姓,而是广义的殷商子民,是商王朝的贵族群体。也只有他们,才有对君王愤怒的资格,能发出不满的声音。
这些不满的人,首先就有商朝大贵族。听到有人竟敢质疑自己,纣王独创了“炮烙”重刑,希望以此震慑,还一连把曾经比较信任的两个诸侯——九侯和鄂侯杀害,一个做成了肉酱,一个制成了肉干。西伯昌听老同事遭此下场,默默地叹了口气,马上又被人举报给纣王,也喜提了牢狱之灾,费了很大劲才逃出囹圄。
重压之下必有反弹,出狱的西伯昌表面恭谨,背地则联合更西方、与商人有着血海深仇的羌人,紧锣密鼓地开始厉兵秣马,不少诸侯默默地投靠了他们。
地处河北的殷商古诸侯国——孤竹,也明显感觉到天下局势不好了。孤竹老国君经过对儿子们的多年考察,做了一个和古公亶父一样的决定,将位子传给小儿子叔齐,希望以他的才能继续维护国家。商人以及与他们一个系统的诸侯,立嫡立长的规则还未稳固确立,因此,孤竹老国君的安排,不能算特殊处理。但叔齐并不打算接这烫手山芋。
当一方诸侯,享百姓供养,叔齐为何拒绝呢?很大程度上,可能源于对纣王统治的担忧和恐惧。正常的诸侯,那是锦衣玉食,侍婢如云,可纣王时期,经过风险评估,实在不值。何以见得?纣王独断专行,并非没有人开口劝,他的庶兄微子启和亲叔叔比干,都不遗余力地想扶大厦之将倾,苦口婆心进行劝诫,可纣王不仅不听,还把王叔比干的心掏了出来。微子启见状,坚定了出逃的决心,纣王的另一个叔叔箕子也赶紧装疯躲祸,以高贵的身份整天跟奴隶混在一起,就这也还是没能逃过纣王的囚禁。如此六亲不认的举措,其他人更没盼头了。当国君,就得继续为纣王服务,听他差遣,天知道他还有些什么让人送命的政令,叔齐内心只有抗拒。
于是,等老父亲撒手人寰后,叔齐指了指高高在上的席位,希望大哥伯夷顶上,他就当个从中协助的贤臣。结果伯夷的回复也很简单:“父命也。”让你即位,是爹的命令。为了怕留原地纠缠不清,伯夷选择了抄周太伯的作业,跑了。叔齐见状,不知如何面对这天下汹汹的局面,更来不及考虑国家重担最终怎么处理,也选择了溜之大吉。
追上伯夷后,兄弟俩结伴而行。找哪里落脚呢?这会儿,天下名声最好的,莫过于西伯昌了。仰赖于先祖后稷的优秀种植技术,周部落很早就进入了成熟的农耕社会。农耕生活,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,如果老天不折腾,人民只要付出,必有收获。丰年一到,家家都有余粮,人人都能果腹。而且,西伯昌为人厚道,主张“我家大门常打开”,欢迎每一个人的加入。在他的治下,大家可以安心地春种秋收,过着“两饱一倒”的稳定生活,超前完成脱贫。他关爱老人,认为老人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智者,也慈爱小孩,深知他们就是部落的未来。就连鳏寡孤独的空巢或移民老人,他也都能顾全到。江湖传言,周部落就是以养老著称的。于是,伯夷、叔齐决定投周去。
看到这里,前面的疑问已经呼之欲出了。伯夷、叔齐,又一对让国的兄弟。他们如云中仙鹤一样远走高飞,对权势地位毫无眷恋,宛如鸿俦鹤侣,高节清风,正好拿来呼应《世家》。
这两次让国,《世家》中的吴太伯和仲雍是从周部落出走,而《列传》中的伯夷、叔齐,则是从边远地区投奔大周,这自然是周人积善积德、日益壮大的结果。然而,司马迁并不是为了鼓吹周兴而将伯夷、叔齐位列第一,而是因为在他心中,他们的行为无论纵横中西和列代,都可以称得上高尚。所谓“举世混浊,清士乃见”。
司马迁年轻时遍游华夏大地,到箕山遇到了传说中的许由墓。许由这个名字,熟读儒家经典的他并不陌生。当初,唐尧曾经想把天下让给许由,许由不肯接受,跑到山里隐居了起来。司马迁生活的时期,是汉代,而非远古时期的部落首领那样,责任比享乐更重,所以,他很难真正理解他们潇洒背后的逃避心理,只觉得他们连天下都可以拒绝,心中无比敬佩。后来,史书上又说,商汤伐桀后,也曾让天下于卞随、务光,而后者同样年高德劭,不为所动,比起后世那些为了权势父子相杀、手足相残的人,实在是世上无上德行。
怎么让大家都能看到并学习他们的品德?为他们着墨立传,将故事传承下去,就是最好的办法。因为时代久远,许由和务光的事迹早就成了遗失的世界,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这几个名字和粗略的故事,那么,现在还能找得到资料的吴太伯与仲雍,伯夷与叔齐,就必须成为典型和榜样。
这两个体例的开篇,相当于将正能量做了一次头版、头条宣传。
事与愿违
然而,伯夷、叔齐接下来的故事,其实并没有走“好人有好报”的模式,记录这样的事迹,是否更影响世风?司马迁也曾心生疑惑,不过最后,他还是从俩人的选择中想通了。
当伯夷、叔齐像跑马拉松一样,从遥远的河北赶到了周部落,那位天下传颂的大善人西伯昌去世了。理想的养老没有了,接下来面临的,是他们很不愿意看到的局面。西伯昌的儿子发一手接过周部落,自号为武王,开启了对帝辛的讨伐。他用车装载着老父亲的牌位,浩浩荡荡地准备东征。
伯夷、叔齐深知商王帝辛完全符合暴君标准,但对商朝,他们并没有周人、羌人、鬼国(九侯的国家)或鄂国那样的深仇大恨,同时也还没来得及被周人春风化雨,所以,在身份认同上,他们依然是商人的臣属。作为商人,伯夷、叔齐当然无法接受臣下用武力反抗和推翻君王。于是,东征的军队前,俩人适时出现,用手勒住武王的缰绳,劝他不能这么干。
身为老前辈,伯夷、叔齐的劝说,确实带了那么一点爹味:“父死不葬,爰及干戈,可谓孝乎?以臣弑君,可谓仁乎?”上来就指责伐纣联盟首领武王不孝不仁,让人听了极度不适。果然,这话成功激怒了武王最亲信的左右,说着就想把俩人逮起来,还是姜太公懂得民心的力量,把二人定为“义人”,亲手将他们搀扶起来劝走了。
虽然没被处理,俩兄弟对周部落的印象分却因此大打折扣,甚至后悔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,只能悄悄离开军队,跑到当初商汤建造的西亳城暂时落脚。之后,周部落联盟在武王的带领下势如破竹,在牧野打败了商军,众叛亲离的纣王自焚而死,天下归周人所有了。消息传来,举国欢腾热舞,把这视为解民倒悬的义行,伯夷、叔齐却只有耻辱感涌上心头。不是耻于自己没有预见性,而是继续鄙视武王暴力以下克上的行为。他们理想的政权过渡,应该是像西伯昌一样,善待百姓,厚抚投奔者,让人民群众主动选择良主,这才是民心所向,天命所归。
但这一切不可能了。留在孤竹当国君和贵族,侍奉的是残暴的帝辛,抛弃国家,千里送人来,兜兜转转,新天子还是嗜血的周人,有什么区别?这宿命一样的局面,颇让人有一种世道无药可救的绝望感。于是,绝望伯夷、叔齐兄弟俩发了一个艰难的誓,从今天起不再吃周人的粮食,隐居于首阳山上。

周代晋侯鸟尊。来源/山西省博物馆
可大周一统天下后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有粮食的地方,就都是周人及其子民播种的,不吃周粟,靠什么活?伯夷、叔齐答曰:挖野菜,一种叫“薇”的野菜,又名“救荒野豌豆”。这是战士出征时粮草不及的必备粮食。《诗经·采薇》里,士兵们“载渴载饥”的时候,就都是“采薇采薇”,从老菜梗到新嫩芽都没放过。伯夷、叔齐也过了一段这样的生活,但人的身体需要碳水提供能量,光吃野菜,哪里够充饥?被薅完的野菜也来不及长,很快,他们就饿得眼前浮现了祖宗慈祥的面容。
天下初定的周人正忙着处理此起彼伏的反抗,没空管这对傲气的兄弟俩,并没有派人来找他们递个台阶,哥俩只能活活饿死。
奄奄一息前,伯夷、叔齐唱了人生最后一首歌:“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適归矣?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!”中心意思,还是在埋怨武王“以暴易暴”。他们向往的是神农、虞舜和大禹制造的盛世,但人寿太短,时间又如窗间过马,转眼就没了,无法沐浴圣王光辉,如今的人,不可能达到他们的贤德,这就是命吧?命运不济没赶上好时代,找不到好归宿,就只有死了。
这一段死前剖白,可以算充满了对世间的幽怨。不过,孔子并不这么认为。弟子子贡曾问孔子: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?”孔子说:“古之贤人也。”子贡又问:“怨乎?”孔子说:“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?”他们想以死抗争,就去死了,有什么好怨的?
榜样的力量在哪里?
写到这里,我们和司马迁都产生了疑惑。
先看我们的疑惑。伯夷、叔齐的怨怼和自杀行为,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是无法理解的。整个故事,似乎并没有主要冲突,他们顽固的“不食周粟”,甚至丢了性命,让人根本寻摸不到背后的逻辑。可以说毫不感人肺腑、荡气回肠。他们在坚守什么,为什么而死?如果逃避纣王的统治,承认他是个暴君,推翻他不正是解救苍生吗?如果抗议和坚持的是“君君臣臣”,名分天定,那不就是古老的愚忠思想,有什么值得歌颂呢?
回到历史背景,就明白了。伯夷、叔齐之所以双双让国出走,是对纣王的统治失望,却不一定希望整个商朝覆灭。面对乱象,他们只希望以逃避而非进攻的方式,找到一块净土,不用长期与血和死亡为伍。可现实是,武王竟然要闹革命,犯大忌以臣弑君,把天下搅得更乱了。
俩人的自述里,有一个关键词“以暴易暴”。武王及由他率领的周联盟“暴”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在大获全胜后,武王曾学着商人的模样,大搞特搞了一次残忍的人牲祭祀活动。武王亲自射杀了100多位纣王的臣子,姜太公、周的司徒、司马,也都比赛砍杀俘虏的殷商贵族,连纣王的两个老婆都没放过。砍下来的人头,就陈列在宗庙外的大路边。这恐怖气氛,一时间让人难免恍惚,不知道这到底是伐纣义军,还是周人被商人的冤魂夺舍,纣王又杀了个回马枪。
不像我们只是白纸黑字里感受殷商的恐怖氛围,生活在当时的伯夷、叔齐,是亲眼所见人牲时血淋淋的人头滚滚,时时听到被人殉的人哭天抢地的炼狱惨象。而重新洗牌以后的局面,还是和之前没什么区别,与其苦熬着,倒不如以最骄傲的姿态,以死抗议暴政。
有人又说,尽管无惧死亡的勇气可嘉,可伯夷、叔齐饿死首阳山,对历史进程或个人道德,似乎都没能起到什么作用。不是所有的牺牲,都值得歌颂。他们的行为虽然壮哉,可所明的志,还是愚忠模板,白白为不值得的人浪费了难得的人生入场券。
这么想,是小瞧了君子的力量。在当时的世界,如果一个人获得了贤明头衔,就会有无数人抱持着“从贤”思想,将你视为衡量正义的尺子。你的一举一动,抗争或坚守,都会给爱惜羽毛的统治者带来重大威慑。
伯夷、叔齐饿死后,消息很快传回了周朝。作为投奔者,他们原本将周部落视作乐土,最后却选择“不食周粟”而死,这反差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,且不断回荡在那些投靠周朝的各诸侯之间。新建立的周朝,会不会是另一个商朝?如果大家心中的疑影难消,最终的结果对周人将是不可控的灾难。
不巧的是,灭掉商朝主力之后,商人的残余势力仍在此起彼伏地闹腾,为了镇压,周人依然只能四处征讨,过着兵戈扰攘、白骨露于野的生活。这样的日子,不仅不能给周部落或天下人带来安宁,与当初的理想也南辕北辙,更几乎印证了伯夷、叔齐当初反对的“以暴易暴”。所以,当务之急,周人不仅要武力镇压那些反抗势力,还要从舆论上为自己塑造出政权的合法性,让大家认识到周人与残暴嗜血的商人的区别。这个难题,就是周公旦每天失眠的原因。
当初伯夷、叔齐勒绳叩马,周公旦就站在武王身边。他曾亲眼所见,两兄弟认同父亲西伯昌治下的周部落,千里迢迢来投奔,他们反对的只是武力征伐的方式。怎么证明周人的正确性?周公苦思冥想,终于塑造出了一套政权合法化的解释。所谓“法”,并非人为设定的律法,而是人们尝试理解的天道,即司马迁写探究的天人之际。
商人信奉鬼神和天命,自认为王朝也有天命加持,所以纣王曾自信地说:“我生不有命在天乎?”天人之间有没有关联,老天是不是真能主宰人间?周公旦无法证伪,也不能反对天命,只能在此基础上,将天命改为倾向周人。这就产生了“天命会转移”的理论,并以“德”作为基准。
这套理论的核心思想是:天只眷顾有德行的王朝。天生万物,人是万物之灵,有意识的天自然就是珍爱万民的。统治者只是天在人间安排的代理管理者,如果他们干得好,老天会保佑王国福祚绵长,享国万世,而如果他们胡作非为,践踏百姓,老天先是像个循循善诱的老父亲,给出一堆如山崩地裂、海啸月食之类的自然警告,督促他们改正。如果统治者实力作死,无可救药,那么,老天就会助力更有德行的人来取代他们,给人间换届。现在,商的德行已经败光,周人就是有德的代表。所以,周代商,是经过老天爷盖章认可,合乎天命的!
除此之外,重视血缘关系的周人还编出了一套“造祖宗”,让文明同源的逻辑。商人的始祖传是“天生玄鸟,降而生商”,即简狄吞鸟蛋,生下商始祖契;周人也有姜嫄“履帝武敏歆”,踩了巨人脚印,感孕而生周祖后稷。这两个王朝的祖母诞育后嗣的传说,都与她们的丈夫毫不相关,这大约映照的是上古族外群婚时期。何谓群婚?就是没有固定的婚姻伴侣,女子可以随时随地跟看得顺眼的男子匹配生子。这样生下来的孩子,根本不知道“爸爸去哪儿”了,都由母亲和她的家族抚养。正如孟子总结的那个时期的家庭特点:“民知其母,不知其父”。而商周均已是男权社会,进入固定夫妻模式,周人借此给简狄和姜嫄安排了同一位夫君——上古高辛氏帝喾。如此一来,商、周都出自帝喾一脉,那么,周代商的问题,就不是外族取代本族,完全只是族内权力的更迭。本质还是家人们。

周代夔龙纹觚。来源/山西省博物馆
解决好舆论问题,为了将周朝扶上正轨,周公又积极地废除商人流行的人殉、人牲等血腥残忍的制度,再制礼作乐,推崇德行,让上层贵族当谦谦君子,动静坐卧都遵循礼仪,不蛮横无理、强取豪夺,那么,下层的百姓,自然就能地男耕女织,安居乐业了。这一切的改变,都在向伯夷、叔齐证明,武力推翻商人的周部落,并非只懂暴力治国,也可以化身礼仪之邦,织就人寿年丰的盛世,成为中华文明之光。
这算是伯夷、叔齐送给后人的又一项礼物。
敬那些孤身走暗巷的人
我们的不解,源于时代久远,价值观更迭。距离更近的司马迁的疑惑,则是另一个方向——从“天人之际”出发,无法理解他们的结局。
有一句古话叫“天道无亲,常与善人”,老天没有偏私,但喜欢帮助好人。这不禁让司马迁疑窦丛生,难道伯夷、叔齐不是好人吗?他们襟怀坦白,高风亮节,结果却只能饿死,这是什么道理?在老天爷是人间的监督者,会严格执行奖善罚恶的逻辑下,伯夷、叔齐的结局,显然就变成漏洞了。
这样的漏洞还不止一例。孔门70多个亲传弟子里,孔子只推颜回好学,赞叹他符合儒家最高标准的“仁,可颜渊穷困潦倒,三餐难继,学习和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,最后只能疾病缠身早亡。天道所谓的会照顾好人,到底是怎么个照顾法?再反观盗跖(柳下惠弟弟,诸子书中所编人物)那样每天都要残杀无辜,吃人挖心,残暴放纵的人,却有数千人追随,还能享尽荣华再寿终正寝,这遵循的又是什么道德?
想到这儿,司马迁很自然地回到了自身所处的时代。
“若至近世,操行不轨,专犯忌讳,而终身逸乐,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,时然後出言,行不由径,非公正不发愤,而遇祸灾者,不可胜数也。”
当今天下,作奸犯科,有酒有歌,还能世代富贵;那些谨慎小心,只为不平而鸣的人,反倒遭遇灾祸。难道这就是天道吗?
这个疑惑,从别人的故事一直贯穿到司马迁个人的生活里。纵览历史人物时,天道每有不公,司马迁总会想起自己。他就是谨言慎行,秉节持重,从不趋炎附势,同时还保有良心的人。李陵事件时,为了附和皇帝的怒气,满朝众口一词交相诋毁,只有他本着良心说人话,为力战无援、身不由己的李陵发声,结果却落得最耻辱的宫刑。这样曲直不辨的结果,怎么能不让人怀疑那个举头可见的青天?
那么,天到底有没有主宰意识,会不会插手人间的事?探究、通晓“天人之际”和“古今之变”后,能不能得到答案呢?
答案昭然若揭。无论从历史还是司马迁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来看,古今的人性并没有什么变化。君子存在,小人也一样存在。君子救人危难,仗义执言,为不平而鸣;小人则继续损人利己,逢君之恶,做人间的苍蝇。可睁眼看看大千世界,君子也许会被害身死,灵魂却能始终烛照后人,一路上都有人前赴后继地奉献和牺牲,只为维持天地间的浩然正气。所以,尽管他们失败了,却依然是值得人们望向他们的英雄。
搁置刀笔,司马迁想起《易经》里的一句话:“同明相照,同类相求。”明亮的光会吸引其他的光聚集在一起,志同道合的人也会相聚。圣训都这么说了,此情此景,司马迁只想熬一碗浓浓的鸡汤。光会合源,同好聚首。那么,即使我们身处黑暗中,不要害怕自己的力量微弱,有几分能耐出几分力,你点燃一束光,不仅能照亮别人,那些有着一样心志的人,也会向你靠拢,做你所做的事,完成你们共同的理想。
所以,司马迁想通了,失落的不一定不是英雄,伯夷、叔齐,必将万古垂名!
编辑:齐欣然(见习)炒股配资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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