炒股配资王为什么司马迁会把“让国逃跑”的兄弟俩作为《世家》《列传》的开篇人物？

两次让国

帝王《本纪》之下，《史记》又开创了《世家》和《列传》两个体例。《世家》指世代都有爵位延续的家族，跻身其中的都是传世数代的王侯，《列传》中则都是值得提名的臣子。这两个不同体例的开篇，太史公司马迁写了两对情况相仿的兄弟。《世家》以吴太伯为首，《列传》以伯夷领衔。

“吴太伯”这三个字其实是个组合泛称，伯是排行中的大哥，泰通太，也是老大的意思，吴则是国名。活着的时候，他应该叫姬某，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的长子。在周人以长子为继的规则中，不久的将来，他将是下一任部落首领。但日复一日地相处中，敏锐的太伯明显体会到了父亲对小弟季历更加青眼，于是选择主动放弃继承权，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成全父亲和部落。老二仲雍见大哥都退了，自己也不好当捡漏王，干脆兄弟俩手拉手一起奔赴远方，开发蛮荒。后来，周人找到太伯的后代——吴国人，便把他尊称为吴太伯。

司马迁将吴太伯列为《世家》第一篇，追随的是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旨意。《春秋》一共记录了鲁国12位君侯，开篇人物，就是有着“让国”举动的鲁隐公息姑。

鲁隐公是鲁惠公妾室之子，惠公去世后，嫡长的公子允年纪还小，无力主持国务，鲁隐公于是当仁不让地暂摄君位，在鲁国一把手的位置上一坐就是11年。直到公子允都长大了。虽然鲁国由鲁隐公发号施令，不过，他并没有走即位程序，也从不对外宣传自己就是鲁侯。有人自以为望风希指，劝鲁隐公杀弟自立，鲁隐公当场回绝，并表示自己早已规划好了退休。

虽然这出“让国”因为前面那位的反向挑拨最终没能成功，以公子允弑兄结束，但鲁隐公能在权力中心急流勇退的举动，已经是道德典范，是世人尊崇的君子了。鲁隐公的八世祖、孔子的偶像周公旦，当初也有一样的行为——从摄政，到归还天下给侄子成王。所以，《春秋》以鲁隐公为首，而非时间上已经进入东周时代的鲁惠公。司马迁向风慕义，便将这位周人共同的“大伯”，与鲁隐公一样情操的吴太伯，列为《史记·世家》中的打头人物。

那么，伯夷、叔齐又是什么人？他们何德何能，入主《列传》第一，并得到诸多历史人物的点赞？

西周大盂鼎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
重回周人的历史进程。吴太伯和仲雍哥俩一走，腾出的位置，就顺利交接给了季历，季历被忌惮周人势力的商王囚死在监狱后，周部落的首领又顺延到了他那位从小异于常人的长子昌手里。他继承父爵，并没有马上为父报仇，而是继续给商朝打工，默默地以做好人好事的方式积攒实力，被封为了西伯。

与此同时，古老的商王朝在末代君王帝辛的高压统治之下，已经民怨沸腾，人心离散了，他们给他取了个外号，叫“纣”。当然，此处的“民”，并不是底层老百姓，而是广义的殷商子民，是商王朝的贵族群体。也只有他们，才有对君王愤怒的资格，能发出不满的声音。

这些不满的人，首先就有商朝大贵族。听到有人竟敢质疑自己，纣王独创了“炮烙”重刑，希望以此震慑，还一连把曾经比较信任的两个诸侯——九侯和鄂侯杀害，一个做成了肉酱，一个制成了肉干。西伯昌听老同事遭此下场，默默地叹了口气，马上又被人举报给纣王，也喜提了牢狱之灾，费了很大劲才逃出囹圄。

重压之下必有反弹，出狱的西伯昌表面恭谨，背地则联合更西方、与商人有着血海深仇的羌人，紧锣密鼓地开始厉兵秣马，不少诸侯默默地投靠了他们。

地处河北的殷商古诸侯国——孤竹，也明显感觉到天下局势不好了。孤竹老国君经过对儿子们的多年考察，做了一个和古公亶父一样的决定，将位子传给小儿子叔齐，希望以他的才能继续维护国家。商人以及与他们一个系统的诸侯，立嫡立长的规则还未稳固确立，因此，孤竹老国君的安排，不能算特殊处理。但叔齐并不打算接这烫手山芋。

当一方诸侯，享百姓供养，叔齐为何拒绝呢？很大程度上，可能源于对纣王统治的担忧和恐惧。正常的诸侯，那是锦衣玉食，侍婢如云，可纣王时期，经过风险评估，实在不值。何以见得？纣王独断专行，并非没有人开口劝，他的庶兄微子启和亲叔叔比干，都不遗余力地想扶大厦之将倾，苦口婆心进行劝诫，可纣王不仅不听，还把王叔比干的心掏了出来。微子启见状，坚定了出逃的决心，纣王的另一个叔叔箕子也赶紧装疯躲祸，以高贵的身份整天跟奴隶混在一起，就这也还是没能逃过纣王的囚禁。如此六亲不认的举措，其他人更没盼头了。当国君，就得继续为纣王服务，听他差遣，天知道他还有些什么让人送命的政令，叔齐内心只有抗拒。

于是，等老父亲撒手人寰后，叔齐指了指高高在上的席位，希望大哥伯夷顶上，他就当个从中协助的贤臣。结果伯夷的回复也很简单：“父命也。”让你即位，是爹的命令。为了怕留原地纠缠不清，伯夷选择了抄周太伯的作业，跑了。叔齐见状，不知如何面对这天下汹汹的局面，更来不及考虑国家重担最终怎么处理，也选择了溜之大吉。

追上伯夷后，兄弟俩结伴而行。找哪里落脚呢？这会儿，天下名声最好的，莫过于西伯昌了。仰赖于先祖后稷的优秀种植技术，周部落很早就进入了成熟的农耕社会。农耕生活，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，如果老天不折腾，人民只要付出，必有收获。丰年一到，家家都有余粮，人人都能果腹。而且，西伯昌为人厚道，主张“我家大门常打开”，欢迎每一个人的加入。在他的治下，大家可以安心地春种秋收，过着“两饱一倒”的稳定生活，超前完成脱贫。他关爱老人，认为老人都是有着丰富经验的智者，也慈爱小孩，深知他们就是部落的未来。就连鳏寡孤独的空巢或移民老人，他也都能顾全到。江湖传言，周部落就是以养老著称的。于是，伯夷、叔齐决定投周去。

看到这里，前面的疑问已经呼之欲出了。伯夷、叔齐，又一对让国的兄弟。他们如云中仙鹤一样远走高飞，对权势地位毫无眷恋，宛如鸿俦鹤侣，高节清风，正好拿来呼应《世家》。

这两次让国，《世家》中的吴太伯和仲雍是从周部落出走，而《列传》中的伯夷、叔齐，则是从边远地区投奔大周，这自然是周人积善积德、日益壮大的结果。然而，司马迁并不是为了鼓吹周兴而将伯夷、叔齐位列第一，而是因为在他心中，他们的行为无论纵横中西和列代，都可以称得上高尚。所谓“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”。

司马迁年轻时遍游华夏大地，到箕山遇到了传说中的许由墓。许由这个名字，熟读儒家经典的他并不陌生。当初，唐尧曾经想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不肯接受，跑到山里隐居了起来。司马迁生活的时期，是汉代，而非远古时期的部落首领那样，责任比享乐更重，所以，他很难真正理解他们潇洒背后的逃避心理，只觉得他们连天下都可以拒绝，心中无比敬佩。后来，史书上又说，商汤伐桀后，也曾让天下于卞随、务光，而后者同样年高德劭，不为所动，比起后世那些为了权势父子相杀、手足相残的人，实在是世上无上德行。

怎么让大家都能看到并学习他们的品德？为他们着墨立传，将故事传承下去，就是最好的办法。因为时代久远，许由和务光的事迹早就成了遗失的世界，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这几个名字和粗略的故事，那么，现在还能找得到资料的吴太伯与仲雍，伯夷与叔齐，就必须成为典型和榜样。

这两个体例的开篇，相当于将正能量做了一次头版、头条宣传。

事与愿违

然而，伯夷、叔齐接下来的故事，其实并没有走“好人有好报”的模式，记录这样的事迹，是否更影响世风？司马迁也曾心生疑惑，不过最后，他还是从俩人的选择中想通了。

当伯夷、叔齐像跑马拉松一样，从遥远的河北赶到了周部落，那位天下传颂的大善人西伯昌去世了。理想的养老没有了，接下来面临的，是他们很不愿意看到的局面。西伯昌的儿子发一手接过周部落，自号为武王，开启了对帝辛的讨伐。他用车装载着老父亲的牌位，浩浩荡荡地准备东征。

伯夷、叔齐深知商王帝辛完全符合暴君标准，但对商朝，他们并没有周人、羌人、鬼国（九侯的国家）或鄂国那样的深仇大恨，同时也还没来得及被周人春风化雨，所以，在身份认同上，他们依然是商人的臣属。作为商人，伯夷、叔齐当然无法接受臣下用武力反抗和推翻君王。于是，东征的军队前，俩人适时出现，用手勒住武王的缰绳，劝他不能这么干。

身为老前辈，伯夷、叔齐的劝说，确实带了那么一点爹味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上来就指责伐纣联盟首领武王不孝不仁，让人听了极度不适。果然，这话成功激怒了武王最亲信的左右，说着就想把俩人逮起来，还是姜太公懂得民心的力量，把二人定为“义人”，亲手将他们搀扶起来劝走了。

虽然没被处理，俩兄弟对周部落的印象分却因此大打折扣，甚至后悔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，只能悄悄离开军队，跑到当初商汤建造的西亳城暂时落脚。之后，周部落联盟在武王的带领下势如破竹，在牧野打败了商军，众叛亲离的纣王自焚而死，天下归周人所有了。消息传来，举国欢腾热舞，把这视为解民倒悬的义行，伯夷、叔齐却只有耻辱感涌上心头。不是耻于自己没有预见性，而是继续鄙视武王暴力以下克上的行为。他们理想的政权过渡，应该是像西伯昌一样，善待百姓，厚抚投奔者，让人民群众主动选择良主，这才是民心所向，天命所归。

但这一切不可能了。留在孤竹当国君和贵族，侍奉的是残暴的帝辛，抛弃国家，千里送人来，兜兜转转，新天子还是嗜血的周人，有什么区别？这宿命一样的局面，颇让人有一种世道无药可救的绝望感。于是，绝望伯夷、叔齐兄弟俩发了一个艰难的誓，从今天起不再吃周人的粮食，隐居于首阳山上。

周代晋侯鸟尊。来源/山西省博物馆

可大周一统天下后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有粮食的地方，就都是周人及其子民播种的，不吃周粟，靠什么活？伯夷、叔齐答曰：挖野菜，一种叫“薇”的野菜，又名“救荒野豌豆”。这是战士出征时粮草不及的必备粮食。《诗经·采薇》里，士兵们“载渴载饥”的时候，就都是“采薇采薇”，从老菜梗到新嫩芽都没放过。伯夷、叔齐也过了一段这样的生活，但人的身体需要碳水提供能量，光吃野菜，哪里够充饥？被薅完的野菜也来不及长，很快，他们就饿得眼前浮现了祖宗慈祥的面容。

天下初定的周人正忙着处理此起彼伏的反抗，没空管这对傲气的兄弟俩，并没有派人来找他们递个台阶，哥俩只能活活饿死。

奄奄一息前，伯夷、叔齐唱了人生最后一首歌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適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中心意思，还是在埋怨武王“以暴易暴”。他们向往的是神农、虞舜和大禹制造的盛世，但人寿太短，时间又如窗间过马，转眼就没了，无法沐浴圣王光辉，如今的人，不可能达到他们的贤德，这就是命吧？命运不济没赶上好时代，找不到好归宿，就只有死了。

这一段死前剖白，可以算充满了对世间的幽怨。不过，孔子并不这么认为。弟子子贡曾问孔子：“伯夷、叔齐何人也？”孔子说：“古之贤人也。”子贡又问：“怨乎？”孔子说：“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”他们想以死抗争，就去死了，有什么好怨的？

榜样的力量在哪里？

写到这里，我们和司马迁都产生了疑惑。

先看我们的疑惑。伯夷、叔齐的怨怼和自杀行为，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是无法理解的。整个故事，似乎并没有主要冲突，他们顽固的“不食周粟”，甚至丢了性命，让人根本寻摸不到背后的逻辑。可以说毫不感人肺腑、荡气回肠。他们在坚守什么，为什么而死？如果逃避纣王的统治，承认他是个暴君，推翻他不正是解救苍生吗？如果抗议和坚持的是“君君臣臣”，名分天定，那不就是古老的愚忠思想，有什么值得歌颂呢？

回到历史背景，就明白了。伯夷、叔齐之所以双双让国出走，是对纣王的统治失望，却不一定希望整个商朝覆灭。面对乱象，他们只希望以逃避而非进攻的方式，找到一块净土，不用长期与血和死亡为伍。可现实是，武王竟然要闹革命，犯大忌以臣弑君，把天下搅得更乱了。

俩人的自述里，有一个关键词“以暴易暴”。武王及由他率领的周联盟“暴”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在大获全胜后，武王曾学着商人的模样，大搞特搞了一次残忍的人牲祭祀活动。武王亲自射杀了100多位纣王的臣子，姜太公、周的司徒、司马，也都比赛砍杀俘虏的殷商贵族，连纣王的两个老婆都没放过。砍下来的人头，就陈列在宗庙外的大路边。这恐怖气氛，一时间让人难免恍惚，不知道这到底是伐纣义军，还是周人被商人的冤魂夺舍，纣王又杀了个回马枪。

不像我们只是白纸黑字里感受殷商的恐怖氛围，生活在当时的伯夷、叔齐，是亲眼所见人牲时血淋淋的人头滚滚，时时听到被人殉的人哭天抢地的炼狱惨象。而重新洗牌以后的局面，还是和之前没什么区别，与其苦熬着，倒不如以最骄傲的姿态，以死抗议暴政。

有人又说，尽管无惧死亡的勇气可嘉，可伯夷、叔齐饿死首阳山，对历史进程或个人道德，似乎都没能起到什么作用。不是所有的牺牲，都值得歌颂。他们的行为虽然壮哉，可所明的志，还是愚忠模板，白白为不值得的人浪费了难得的人生入场券。

这么想，是小瞧了君子的力量。在当时的世界，如果一个人获得了贤明头衔，就会有无数人抱持着“从贤”思想，将你视为衡量正义的尺子。你的一举一动，抗争或坚守，都会给爱惜羽毛的统治者带来重大威慑。

伯夷、叔齐饿死后，消息很快传回了周朝。作为投奔者，他们原本将周部落视作乐土，最后却选择“不食周粟”而死，这反差形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，且不断回荡在那些投靠周朝的各诸侯之间。新建立的周朝，会不会是另一个商朝？如果大家心中的疑影难消，最终的结果对周人将是不可控的灾难。

不巧的是，灭掉商朝主力之后，商人的残余势力仍在此起彼伏地闹腾，为了镇压，周人依然只能四处征讨，过着兵戈扰攘、白骨露于野的生活。这样的日子，不仅不能给周部落或天下人带来安宁，与当初的理想也南辕北辙，更几乎印证了伯夷、叔齐当初反对的“以暴易暴”。所以，当务之急，周人不仅要武力镇压那些反抗势力，还要从舆论上为自己塑造出政权的合法性，让大家认识到周人与残暴嗜血的商人的区别。这个难题，就是周公旦每天失眠的原因。

当初伯夷、叔齐勒绳叩马，周公旦就站在武王身边。他曾亲眼所见，两兄弟认同父亲西伯昌治下的周部落，千里迢迢来投奔，他们反对的只是武力征伐的方式。怎么证明周人的正确性？周公苦思冥想，终于塑造出了一套政权合法化的解释。所谓“法”，并非人为设定的律法，而是人们尝试理解的天道，即司马迁写探究的天人之际。

商人信奉鬼神和天命，自认为王朝也有天命加持，所以纣王曾自信地说：“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”天人之间有没有关联，老天是不是真能主宰人间？周公旦无法证伪，也不能反对天命，只能在此基础上，将天命改为倾向周人。这就产生了“天命会转移”的理论，并以“德”作为基准。

这套理论的核心思想是：天只眷顾有德行的王朝。天生万物，人是万物之灵，有意识的天自然就是珍爱万民的。统治者只是天在人间安排的代理管理者，如果他们干得好，老天会保佑王国福祚绵长，享国万世，而如果他们胡作非为，践踏百姓，老天先是像个循循善诱的老父亲，给出一堆如山崩地裂、海啸月食之类的自然警告，督促他们改正。如果统治者实力作死，无可救药，那么，老天就会助力更有德行的人来取代他们，给人间换届。现在，商的德行已经败光，周人就是有德的代表。所以，周代商，是经过老天爷盖章认可，合乎天命的！

除此之外，重视血缘关系的周人还编出了一套“造祖宗”，让文明同源的逻辑。商人的始祖传是“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”，即简狄吞鸟蛋，生下商始祖契；周人也有姜嫄“履帝武敏歆”，踩了巨人脚印，感孕而生周祖后稷。这两个王朝的祖母诞育后嗣的传说，都与她们的丈夫毫不相关，这大约映照的是上古族外群婚时期。何谓群婚？就是没有固定的婚姻伴侣，女子可以随时随地跟看得顺眼的男子匹配生子。这样生下来的孩子，根本不知道“爸爸去哪儿”了，都由母亲和她的家族抚养。正如孟子总结的那个时期的家庭特点：“民知其母，不知其父”。而商周均已是男权社会，进入固定夫妻模式，周人借此给简狄和姜嫄安排了同一位夫君——上古高辛氏帝喾。如此一来，商、周都出自帝喾一脉，那么，周代商的问题，就不是外族取代本族，完全只是族内权力的更迭。本质还是家人们。

周代夔龙纹觚。来源/山西省博物馆

解决好舆论问题，为了将周朝扶上正轨，周公又积极地废除商人流行的人殉、人牲等血腥残忍的制度，再制礼作乐，推崇德行，让上层贵族当谦谦君子，动静坐卧都遵循礼仪，不蛮横无理、强取豪夺，那么，下层的百姓，自然就能地男耕女织，安居乐业了。这一切的改变，都在向伯夷、叔齐证明，武力推翻商人的周部落，并非只懂暴力治国，也可以化身礼仪之邦，织就人寿年丰的盛世，成为中华文明之光。

这算是伯夷、叔齐送给后人的又一项礼物。

敬那些孤身走暗巷的人

我们的不解，源于时代久远，价值观更迭。距离更近的司马迁的疑惑，则是另一个方向——从“天人之际”出发，无法理解他们的结局。

有一句古话叫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，老天没有偏私，但喜欢帮助好人。这不禁让司马迁疑窦丛生，难道伯夷、叔齐不是好人吗？他们襟怀坦白，高风亮节，结果却只能饿死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在老天爷是人间的监督者，会严格执行奖善罚恶的逻辑下，伯夷、叔齐的结局，显然就变成漏洞了。

这样的漏洞还不止一例。孔门70多个亲传弟子里，孔子只推颜回好学，赞叹他符合儒家最高标准的“仁，可颜渊穷困潦倒，三餐难继，学习和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，最后只能疾病缠身早亡。天道所谓的会照顾好人，到底是怎么个照顾法？再反观盗跖（柳下惠弟弟，诸子书中所编人物）那样每天都要残杀无辜，吃人挖心，残暴放纵的人，却有数千人追随，还能享尽荣华再寿终正寝，这遵循的又是什么道德？

想到这儿，司马迁很自然地回到了自身所处的时代。

“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後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”

当今天下，作奸犯科，有酒有歌，还能世代富贵；那些谨慎小心，只为不平而鸣的人，反倒遭遇灾祸。难道这就是天道吗？

这个疑惑，从别人的故事一直贯穿到司马迁个人的生活里。纵览历史人物时，天道每有不公，司马迁总会想起自己。他就是谨言慎行，秉节持重，从不趋炎附势，同时还保有良心的人。李陵事件时，为了附和皇帝的怒气，满朝众口一词交相诋毁，只有他本着良心说人话，为力战无援、身不由己的李陵发声，结果却落得最耻辱的宫刑。这样曲直不辨的结果，怎么能不让人怀疑那个举头可见的青天？

那么，天到底有没有主宰意识，会不会插手人间的事？探究、通晓“天人之际”和“古今之变”后，能不能得到答案呢？

答案昭然若揭。无论从历史还是司马迁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来看，古今的人性并没有什么变化。君子存在，小人也一样存在。君子救人危难，仗义执言，为不平而鸣；小人则继续损人利己，逢君之恶，做人间的苍蝇。可睁眼看看大千世界，君子也许会被害身死，灵魂却能始终烛照后人，一路上都有人前赴后继地奉献和牺牲，只为维持天地间的浩然正气。所以，尽管他们失败了，却依然是值得人们望向他们的英雄。

搁置刀笔，司马迁想起《易经》里的一句话：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明亮的光会吸引其他的光聚集在一起，志同道合的人也会相聚。圣训都这么说了，此情此景，司马迁只想熬一碗浓浓的鸡汤。光会合源，同好聚首。那么，即使我们身处黑暗中，不要害怕自己的力量微弱，有几分能耐出几分力，你点燃一束光，不仅能照亮别人，那些有着一样心志的人，也会向你靠拢，做你所做的事，完成你们共同的理想。

所以，司马迁想通了，失落的不一定不是英雄，伯夷、叔齐，必将万古垂名！

编辑：齐欣然（见习）炒股配资王

展博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